蒙古帽饰在元明两代的发展历史：帽子的形制分类和帽顶的适用阶层

1271年，蒙古人忽必烈取《易经》“大哉乾元”之意改国号为“大元”，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由少数民族缔造的大一统帝国诞生了。而蒙古族服饰如其国亦在中国历史篇章上划下了重要一笔，它具有鲜明北方游牧民族特色，与唐宋以来的汉族衣冠制度迥然不同。大量的实物、图像和文献史料表明，元朝灭亡后，其衣冠服饰非但没有消失，还继续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服饰产生影响，且这个影响还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，甚至辐射到域外的高丽、朝鲜。

蒙元时代无论男女，均戴帽冠，由此足以可见帽冠在其服饰文化中所占地位之重。因蒙古人认为：帽子和头颅同等重要。“二人行，长者为上，一人行，帽子为上”，所以，元代服饰中帽冠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雪梨主要想说的是元代男帽制，及其在明代的延续。

一、帽子的分类及其在元明的使用情况

1.钹笠帽

钹笠帽是元代蒙古民族使用最为普遍的帽式之一，其帽体呈圆形，帽檐伸出且倾斜向下，有顶，因与铜钹相似而得名。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男子都着此帽。

叶子奇《草木子》记载：“官民皆带帽，其檐或圆。”

其实这类帽本来并无前檐，因忽必烈射猎时感到日光刺眼，察必皇后特意为他改制，加了前檐，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太阳帽。

天子所戴的钹笠帽是最为华贵的。我们在很多传世的元代帝王肖像画中就能看出。

比如下图元成宗和元文宗像，他们都头戴白色钹笠帽，有珠宝做的帽顶和华丽的帽珠拴住下巴，头后垂有一块巾布。两位帝王还佩戴有珍珠耳饰，都扎着结辫垂于双耳侧，元成宗还留了一撮头发在额头中间。这种发型其实几乎就是辽代契丹人发型的翻版，因为早在蒙古还是各个大小部落的时代，辽朝已经对蒙古草原大部分地区进行了统治，因此他们对整个早期蒙古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此发型在元代大概流行了百年之久，上至成吉思汗下至国人都在留。

到了明代，钹笠帽形成了多个使用阶层，多为胥吏与家仆所戴。胥吏是对中国古代各级官僚机构中各种具体办事人员的泛称，他们是一个人数众多、政治作用很大的群体，钹笠帽被这么庞大的一个社会政治集团广泛佩戴，其对明代社会服饰的影响力不容小觑。在很多笔记小说中都有记载钹笠帽，只是他们都称之为“大帽”。

如《拍案惊奇》中记载：“一伙青衣大帽人……乃是大主考的书办。”

还有一个戴钹笠帽的阶层就是明代权富门下的家仆，文献中多称为“院子”或“家人”。

如《醒世恒言》中写道：“这几个朋友好不高兴，带了五六个家人上路……跟随人役个个鲜衣大帽。”

除了胥吏与家仆这两个阶层以外，其余戴钹笠帽多是负责传递文书信件的“驿使”。可见戴钹笠帽的人群除帝王外社会等级并不是很高，原因可能是钹笠帽帽檐宽大，可以遮阳避雨，方便这些人群在外劳苦奔波吧。

有一种钹笠帽的特殊形式，在文献中也被称为“大帽”，它的帽檐是平直的。这种特殊的钹笠帽在元代墓葬中多有发现，而且其一直延续到了明代。根据元明时的各种考古和文献记载，这种形式的大帽多为上层社会所用，甚至在明代，大帽已然成为官员的代名词。可能是因为这种宽大的帽型在外形上看起来威风凛凛，所以深受上层阶级青睐。

如明后散曲家冯惟敏《海浮山堂词稿》曾作有：“凉衫大帽妆朝奉，搭连包肩后耸倒。”

2. 瓦楞帽

瓦楞帽呈四方形，上窄下宽，多有帽顶。这种帽子多用细藤或牛马尾编成，经久耐用。

元代的蒙古族很多都戴这种帽子，其中多为中等阶层官吏，帽式有高低宽窄，往往镶珠戴玉，以体现统治阶层的优越。很多古代书籍的插图都反映了元代官吏外出作客时，自己的瓦楞帽由一个小奴隶侍仆在旁手持保护着。如日用百科全书型的元至顺年间的刊本《事林广记》的一幅插图上显示了两个玩“双陆”棋盘游戏的蒙古族官吏和旁边的两个仆从，其中一个官吏的瓦楞帽放在座位旁边，而另一个官吏的瓦楞帽则由在旁戴钹笠帽的小仆从恭敬托持着。

入明代以后，瓦楞帽仍然存留于汉族人群中，嘉靖初生员戴之，后民间富者亦戴。在现存的明代寺观壁画和绘画中我们往往都能够看到瓦楞帽的踪迹。而明代文献中也有对瓦楞帽的记载。

如：徐复祚的《投梭记·折齿》：“大姐只下机来道个万福，小子就送一百个瓦楞帽儿。”

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八回：“慌的王婆地下拾起来，见一顶新缨子瓦楞帽儿，替他放在桌上。”

《儒林外史》第 一回：“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瓦楞帽，身穿青布衣服。”

二、奢华帽顶在元明贵族间的使用情况

元代男子冠帽的最 大亮点就是它的帽顶，即帽子顶端的装饰物。主要流行于蒙古贵族间。

《南村辍耕录》有这样的记载：元成宗大德年间有本土巨商卖给官府一块产自回回的大红宝石，重约一两三钱，估价为中统钞一十四万，被成宗镶嵌在帽顶上，此后的几代皇帝“相承宝重”，每年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等重要场合，都要戴着这枚红宝石帽顶。在这之后，其他颜色的宝石也被相继服用。

据史料记载，元代皇帝有着各种各样的帽子，都是用各种精美材料制成，上面再加以各种贵重珠宝装饰，和衣服相配，应着各种节令随时更换。如冬季时天子有冬服11套，帽子则以“暖帽”为主（暖帽又名“栖鹰冠”，鹰是蒙古的族灵神，也是游牧民族英武吉祥的象征，栖鹰冠蕴含着蒙古人对鹰的特殊情感以及对鹰所拥有的力量的崇拜），夏服则有15套，帽子以各种襄珠嵌宝的笠帽为主。遇到天子高兴的时候，他也会把帽子或珠宝赏给亲信宠臣。

如《南村辍耕录》卷十五记载：元朝河南王卜怜吉歹在做本省丞相时，有一天，他走到郊外，天气炎热，他想换一顶凉帽，左右捧着斗笠在一旁侍候，一阵风把他的凉帽吹落在石头上，镶嵌在凉帽上皇帝赐的那块玉石碎了，河南王笑着说：“这都是有定数的。”并当面告诉左右侍从不要害怕。这则史料本欲说明卜怜吉歹作为丞相的度量，但同时其也给研究元代帽制提供了资料，卜怜吉歹的这个帽顶玉石就是皇帝所赐。

相反对于平民帽饰的穿戴，却有非常严苛的禁止法令，如若穿戴一出范围，必受重罚。《元典章》中就有许多十分荒谬的记载，如大德元年利用监司官承直传说：

“成上位新样黑羔细花儿斜皮帽子一个，进献上位看过。钦奉圣旨，今后这皮帽子休做与人者。与人呵，你死也！”

一个工人给皇帝做了新帽子，就不许给任何人再做，做了即犯杀头重罪。一个大皇帝对帽子这等重视，真是历史上少见。

元明易代后，朱元璋诏令“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”，可事实上帽笠、帽顶、帽缨之制仍被袭用。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四月，朝廷对官员庶民的帽顶、帽珠材质作出了具体规定：

“职官一品二品……帽顶、帽珠用玉；三品至五品……帽顶用金，帽珠除玉外随所用；六品至九品……帽顶用银，帽珠玛瑙、水晶、香木；庶民……帽不用顶，帽珠许用水晶、香木。”

帝王的帽顶则常用大块宝石作为嵌饰。到了明中期，官员的帽子上也可使用宝石帽顶，记录严嵩父子被抄家产的《天水冰山录》里列有“帽顶”一项，共计三十五个，除金镶玉帽顶一个和金镶珠帽顶三个外，其余都是金镶宝石或珠宝帽顶。这说明洪武初期确立的帽顶制度已不再严格执行，官员可根据自身财力制作或购买各种宝石帽顶。

到了明后期，则出现了“高嵌”式帽顶，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九十回，来旺儿售卖的“金银生活”有“帽顶高嵌佛头青”。“高嵌”顾名思义，就是托宝石的柱很高，层层叠累，宝石则危立于顶端。